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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亿达彩票1999-02-24 17:48

东西问·解码兔年丨陈波：中国春节经济如何影响世界？******

　　中新社北京1月26日电题：中国春节经济如何影响世界？

　　作者陈波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光谷自贸研究院院长

　　过去，一谈到“购物季”，许多人会联想到西方的圣诞购物季，对“黑色星期五”的热闹采购场景印象深刻。西方圣诞购物季之所以广为人知，除了西方国家自身经济繁盛的原因外，还在于其对外国商品进口的拉动作用，让世界都分享到圣诞假日经济的红利。

　　于全球华人而言，农历春节无疑是最重要的节日。然而，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由于中国消费水平在国际上相对较低，春节经济基本只在国内消化，与圣诞经济的影响力相去甚远。

　　时过境迁，如今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规模稳居世界第二，人均GDP超过12000美元，已跃升至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百姓收入的提升和对生活品质的追求也带来了消费的繁荣。普通家庭采购的年货已不再局限于吃、穿、用等基本生活用品，而是出现了明显的消费升级，高档消费品和舶来品所占比重日益攀升。中国春节也和西方圣诞节一样，逐渐变成世界性的节日，其经济外溢效应日益影响着世界。

上海徐家汇商圈的春节灯饰。陈玉宇摄

　　中国春节经济的崛起，对世界经贸发展具有重要拉动作用。

　　在国内购物网站，“洋货下乡”“全球寻礼”“闪购全球”等各种春节促销活动令许多海外商家抓住了春节消费升级的商机，获利丰厚。以德国为例，春节消费使活跃于中国市场的德国品牌受益，汽车、食品和化妆品等“德国制造”产品深受中国消费者喜爱。

　　除了将舶来品“引进来”，中国居民充分利用春节长假“走出去”的热情也不断高涨，不少国人开始享受“洋春节”的异域情趣。世界各国为了吸引中国游客，已将春节打造成国际性节日。

　　如澳大利亚悉尼是国际华人的重要聚居城市。为迎接中国农历新年，悉尼推出了一系列活动。如今每到农历春节，悉尼的唐人街就被红色、金色和粉色的喜庆颜色装点，显示出十足的春节“年味”。苏格兰的国家博物馆会在其屋顶上挂满独角兽和中国龙的灯笼，在农历新年的清晨唤醒还在沉睡的爱丁堡，提醒人们中国新年喜庆活动的开始。此外，一些西方国家城市还通过富有中国韵味的水墨画展、双语同乐会、中国风音乐和舞蹈表演等形式迎接来自中国和世界的游客，共度新春佳节。

镇守悉尼唐人街的守岁狗花灯。陶社兰摄

　　于世界而言，中国春节经济的崛起至少带来以下五大方面的深远影响。

　　首先，全球购物季已开始呈现“圣诞+春节”模式。传统的西方购物节始于每年11月末的“黑色星期五”，至第二年元旦结束。而中国的春节购物季基本始于元旦，一直持续到农历正月十五(通常到2月上旬)。换言之，春节经济在全球的崛起将全球购物高峰拉长了一倍时间，有效地带动了世界需求，拉动了全球经济。现代宏观经济学之父凯恩斯认为“需求决定供给”。春节经济的新需求为全球创造了新供给乃至更多就业机会，使全球经济更具活力。

　　其次，增强了中国的“买方”地位。众所周知，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重要经验之一，就是出口带动型的经济成长模式的成功。中国在2009年取代德国，首次取得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的地位，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全球市场上的最大卖家。

　　中国“卖方”领头羊的地位虽来之不易，但在全球市场上并不“讨好”。卖方国家抱怨中国的激烈竞争，买方国家则抱怨贸易逆差。因此，中国提出了“买全球、卖全球”的新型贸易发展策略。在打造以促进出口为导向的广交会品牌后，中国又组织了以进口为导向的“上海进博会”，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之一。春节经济增强了中国的“买方”地位，在平衡贸易的同时，也让世界理解和适应中国在品质标准、文化习惯、行为偏好上的特点。

上海进博会雅诗兰黛化妆品展位。汤彦俊摄

　　第三，改变了国际需求的结构特性和商业模式，愈来愈凸显中国特征。

　　随着中国民众生活水平快速提高，小康家庭越来越多地在“春节购物车”中放入3C类电子产品、国际美妆大牌、高档服饰以及充满异域特色的高价值产品，其中不少是舶来品。这些春节经济中的进口需求高涨，正在逐渐改变国际商品需求的结构，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制造商开始在其生产和商业计划中考虑春节经济的需求。

　　春节经济的另一个特征是电商模式的崛起。随着阿里、京东、拼多多等电商平台的涌现，中国的零售模式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消费者更偏好通过电商模式挑选采买自己心仪的商品。加之中国也鼓励跨境电商的发展，相应的关税安排也更加明晰合理。春节经济中的进口模式与圣诞购物季的传统进口模式不同，后者是以一般进口模式为主，前者则更偏重于跨境电商模式。由此可见，春节经济也推动了以跨境电商为代表的国际贸易数字化模式的变革。

跨境电商带货直播。俞方平摄

　　第四，在国际旅游文化中融入了更多的中国元素。

　　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数据，2019年中国出境游市场规模达到1.55亿人次，出境游客境外消费超过1338亿美元。无论从出境旅游消费规模还是出境旅游人数来看，中国都已成为全球第一。

　　春节长假是中国居民出境旅游的最热门时段之一，春节的旅游消费需求中除了感受异域文化以及享受外国商品和服务外，也包含着对于具有中华文化特色和符合华人消费习惯的商品及服务的青睐，外国商家们自然不会忽视。

　　值得注意的是，春节期间由于气候和地理上的便利性，中国居民的出境游更青睐于亚太国家。随着2022年1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正式实施，中国的春节经济无论从旅游消费还是跨境电商方面，都会因为高水平的RCEP合作开放而在亚太地区逐渐显示出更加突出的影响力。

中国民众春节出境游团体。钟欣摄

　　因此，中国新年日益变成一个世界性的节日。春节经济的全球化也成为向世界展示中国历史、文化、习俗等中国传统魅力的重要渠道。

　　第五，春节经济的国际化可望帮助中国培养外国朋友对中国商品和服务的消费习惯。

　　中国虽有“世界工厂”的美誉，但这也反映出中国出口以工业产品(尤其是代工、加工)为主的现实。一般而言，消费类产品的附加价值率更高。因此，为了提高中国出口产品的附加值率，一方面我们需要增加工业出口品的技术含量，另一方面也要提高消费品的出口比例。

　　随着春节经济在全球兴起，外国人在与海外华人共同体验中国年货的时候，事实上也为富含中国元素的特色消费品提供了在国际市场上的展示舞台。此外，春节经济的国际化也可望帮助中国服务业走向世界。春节经济的国际化既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中国体验正宗的中国传统文化习俗的魅力，也会有更多的书法、绘画、音乐、表演等在国外传播。

2018年2月，春节期间，美国职篮发展联盟球队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中国新年特别赛事。图为比赛间隙，场内表演舞狮。余瑞冬摄

　　过去三年来，新冠疫情对各国商贸合作及文化交流带来深刻变化，中国也深受影响。但随着中国疫情管控措施持续优化，中国与世界的连接正在迅速恢复。中国春节经济再次吸引世界目光，为全球提供共享喜乐与繁荣的机会。(完)

　　作者简介：

　　陈波，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开放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光谷自贸研究院院长、海南大学双聘教授，兼任美联储达拉斯分行客座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学、中国经济以及国际经济合作，在国际经济学、比较经济学的国际顶级期刊以及《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等国内经济管理顶级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参与主持了上海、福建、湖北、海南等自贸区/港的研究咨询工作。获华中卓越学者、楚天学者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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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恩难忘******

　　刘末利

　　1960年，对于当下，已是十分遥远。对于我，那时从学校毕业，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还是如此清晰在目。那时的我，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也显得非常稚嫩。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社领导、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都给予鼓励、赞许。

　　记得1961年的春天，我奉命出差，地点是天津市区。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

　　几十年来，这个“评语”一直牢记在心。1963年初，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第二年的春天，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我毫无把握。到了杭州，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更使我忐忑不安，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出洋相”。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他当即给我出题目，约请与会的杭州、宁波、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他也参加。社长手把手的指导，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一切安排妥当，座谈就在晚上。趁那天下午休会，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我也随行。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聊天。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品尝龙井新茶。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机会”，享受龙井的美妙，一杯接一杯，忘乎所以。返程途中，自我感觉不妙——晕车了。回到宾馆，免去晚饭还不行。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与会者陆续到达。我却因胃里“翻江倒海”，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多少年来，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你这种身体，怎么当记者呀！”

　　这个“洋相”出得够可以的了。晕车固然是因为“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算不上疾病，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杭州事件”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对着干”。后来，我因采访而海、陆、空都“晕”过了。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我参加首航采访。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现场采访”。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我就晕得躺倒了。眼看完成任务有难，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再陪着我前去。我就在“采访—躺下—再采访—再躺下”的节奏中完成“首航”。

　　岁月流逝。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1979年初，上海分社“开张”，包括分社负责人，人员只有七八个，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那时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又是全国工业基地；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中，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做好”，使我承受巨大压力。我感到迷惘，无所适从。某年，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我不知道他此行的“任务”。但是他私下对我说，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责任不在于我，我已经尽职了。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1982年春，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专稿部及广东、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于我，真是醍醐灌顶！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目的明确，效果显见。我走出了“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文艺、体育等‘三宝’为主”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也是在1982年，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明确了“面向中间，反映现实”的专稿工作新方针。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其时香港《明报》、《快报》等常见署名“宗涓”的专电，评述中国时政。文笔挥洒自如，读得我如痴如醉，不胜钦羡。我本专稿部出身，于是学样“跟进”。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给我鼓励。1984年底，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还当面请教，受益匪浅，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上述时期，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我的多位老同事，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他们是我的益友，更是良师。我永远感谢他们。挂一漏万，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

　　1984年底，各地方分社换班。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我毫无思想准备，心中茫然。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他“面授机宜”道：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强项”；二来只有身在“第一线”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后来，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虽然辛苦，于我个人、于分社都足见成果，毋庸多言。

　　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得到多位领导、资深同事们的培养、帮助，十分难得；唯有满怀感激，永远念叨：“师恩难忘”！

　　(历史资料)

　　（文图：赵筱尘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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